序言

1933年，当扫数西方世界正因大疏远的极冷而恐慌时，若是又名错愕的好意思国读者翻开当年的畅销演义《磨灭的地平线》，他一定会为书中编造的“香格里拉”感到一种搀杂着惊异的向往。

在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笔下，三个英国东谈主与一个好意思国东谈主为了逃离战火，有时迫降在西藏深处的雪域高原。幸存的他们被带入了一座名为“蓝月谷”的喇嘛庙。这里坐拥与世隔断的巍峨雪峰与静谧山谷，保留着一种前当代式的东方田园山歌，东谈主们也软弱得更为邋遢。然而，确凿令这些西方闯入者感到震颤的，是喇嘛庙内昭着胪列的全套当代时髦景不雅：中央供暖系统、好意思国制造的青瓷浴缸，甚而还有一架羽管键琴和一架当代三角钢琴。熟谙的舒坦冲淡了横遭祸害的烦懑，主东谈主公康韦逐渐对这里产生了招供；他心中对于干戈的珍重和对于当代工业社会的厌倦，也被这座时髦与野性共存的乌托邦所安抚。

作者希尔顿犀利地知悉到，在当代性的重压下，当代东谈主所渴慕的鱼米之乡，从来不是澈底追念粗粝重荷的传统农耕生活，而是进入一个折叠的空间：它必须领有窗外的悲凉来提供审好意思的细密感，同期必须保留屋内的钢琴与浴缸来守护生涯的安全感。这种“身在蛮荒，心在时髦”的生涯结构，在数十年后，在距书中那座香格里拉相去不远的大理，找到了一场最先时空的回响。

图为本文作者拍摄的大理欢跃。

当边缘碰见边缘

时辰来到1984年。彼时的中国刚刚向世界掀开大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舆财了第一批西方旅客。那些旅客大多是财力浑厚的退休老东谈主或官方代表团，他们住在细密的涉外饭铺，透过大巴车的玻璃窗凝视中国。

而此时，处于中国西南方陲的大理，却迎来了一批截然有异的西方容貌。他们大多是从东南亚沿湄公河、澜沧江北上进入云南，行李省略，预算拮据，自称背包客（Backpackers）。这群年青东谈主深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垮掉的一代”体裁滋补，对其时撒切尔与里根时间横行的耗尽主义和新目地主义感到厌倦。于是，他们光棍起程，哑忍着轰动的资料巴士，囊中揣着那本被称为旅行圣经的《伶仃星球》（Lonely Planet），试图在东南亚森林和中国西南山脉中寻找临了一派未被当代性混浊的精神栖息地。

最初的相见思必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大理地处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的联接部，苍山十九峰如屏风般直立，洱海如镜面般铺展，地舆上的阻塞性使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处于一种相对边缘的文化生态。大理古城的居民们，一定是充满骇怪地端详着这些头发蓬乱、背着巨大行囊的白东谈主后生。对于土产货东谈主而言，这些外来者是难以贯通的闯入者；而对于背包客而言，这些身着布衣粗服的白族老东谈主和他们死后的瓦房，则是前当代田园最圆善的配景。这种景不雅匡助他们完成了冒险者的身份建构：在他们的理解舆图里，苍山洱海环抱下的大理，是中国的边缘；而行动第三世界的中国，又是世界的边缘。双重边缘，这是只消冒险者才敢闯入的禁区。背包客们循着《伶仃星球》，游历原野和白族社区，走访古城中濒临倾塌的老建筑，自以为正在深入原始，亲历真实。

然而，这种东方主义式的对原始的追求，似乎有着严格的边界——它仅留步于凝视。当原始波及肠胃和耳膜时，背包客们便急不可耐了。正如康韦在香格里拉不成莫得浴缸，背包客们很快就运行对土产货的省略生活感到厌倦。他们不再对米线和饵块感到新奇，肠胃运行放纵是非咖啡、披萨和三明治；他们的耳朵也无法被乡间的风尚音乐安危，而是渴慕听到鲍勃·马利（Bob Marley）、王子乐队（Prince）和阿巴齐唱团（Abba）的熟谙旋律。

于是，一场奇妙的空间纠正运行了。背包客们运行与土产货东谈主配合，纠方正地的饮食采选。在背包客的带领下，土产货东谈主支起此前闻所不闻的咖啡馆，尝试制作咖啡和简餐，包括一种名叫香蕉煎饼（Banana Pancake）的西法甜点，这谈已被背包客们引入东南亚数座城市的经典好意思食，也贼人心虚地被带到了大理。咖啡馆里也播起了泰西摇滚乐的盗版磁带，就如香格里拉那一架能奏出肖邦乐章的三角钢琴一样，为困窘的旅东谈主提供了如家般的安危。白日，背包客们去原野里凝视劳顿的农东谈主，去苍山上寻找野生的致幻体验，自高对蛮荒的猎奇；夜晚，他们反璧护国路（后被称为洋东谈主街）的咖啡馆中，吃着熟谙的西餐，用英语阔步高谈冒险经历，享受着“时髦”的安全感。

这种看似分裂的双更生活，被东谈主类学家贝丝·诺塔尔（Beth Notar）在其著述《空想的置换》中，精确地解构为一场“叙事的双向畅通”（Narrative Double Movement）。

畅通的一端，指向“视觉的文化本真”（Visual Cultural Authentic）。这是背包客们投向大理的贪心凝视：这种凝视通过老城墙、苍山雪与白族衣饰等原土文化秀气得到自高。一朝目睹老建筑被铲除，更当代的水泥结构拔地而起，背包客的牢骚之声便随之而至，质问新建筑的丑陋与文化的灭失。通过摄取和赞赏视觉上的生分性，他们确立了与西方当代时髦的物理区隔，并将这种体验振荡为可贵的文化本钱——以此向自我确证，我方是勇于抵达未被混浊之地的反叛者与探险家，更在无形中为大理端正了何为真实的审好意思范畴。

然而，视觉的冒险频频会被身材的憨厚所牵制，这便引出了畅通的另一端——“亲身的跨邦本真”（Visceral Transnational Authentic）。诺塔尔有利使用了“Visceral”（与内脏相关的）一词，直指最底层的肠胃与感官习惯：眼睛不错全天候地猎奇，但身材却必须得到熟谙的安抚。当大理的基础设施无法为身材提供弥漫的当代舒坦感时，背包客便通过牢骚这里的欠弘扬，来朦拢地重申我方行动“第一生界公民”理当享受的优胜性。这种牢骚是一种阶级地位的再证据——它指示着背包客，我方天然身在边缘，但依然属于阿谁更高档的时髦中心。

《伶仃星球：中国》的新旧版块，左侧为1984年的初版

跟着大理逐渐变得游东谈主如织，追求小众原始的初代背包客们离开了大理，漫步到东南亚或云南的其他城镇。但背包客们这种特权式的逃离并未跟着其离去而完了。到了2010年代，大理迎来了新的朝圣者。此次涌入的，是自称为大理新侨民和数字游民的一批逃离一线城市的中产阶级。

他们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背包客有着高度相似的生活背景：他们雷同受困于多半市日益逼仄的生涯空间与绩效主义的无尽激动，对异化自己的主流叙事感到深深的困窘，渴慕东谈主与天然的亲近战争。来到大理，他们热衷于在这片苍山洱海间演出一场前当代的山歌：他们挤进三月街的集市背回崭新的蔬菜，在才村的田埂上恭候一场日落，或是租下破旧的白族老院子试图追念乡土。

然而，这种对田园的叶公好龙，一朝波及当代生活的成果底线便一刹瓦解。当他们试图将这些老院子纠正为顺应中产阶级尺度的舒坦居所（如装上落地窗与浴缸）时，便爆发了与当年背包客牢骚“茅厕脏”如出一辙的突破。

在后生志访谈的一个案例中，两名大理新侨民也曾花了整整一年半的时辰才把一座老屋子装修成民宿，当地工东谈主“生活节律不紧不慢、衰退时辰不雅念和协议精神让他们很头疼”；凭证彭湃新闻的一篇报谈，大理新侨民常牢骚土产货建筑工东谈主的“舒服、时辰不雅念差、技艺差、返工率高”。但殊不知，那些禁止施工程度的情理，正巧源于新侨民们视作景不雅的、充满他乡风情的前当代生活节律：“今天村里成亲，未来办凶事，后天对山歌，大后天开海节，然后这个月插秧，下个月收包谷，下下个月采蚕豆，各式事情就逗留了工期。”

这组成了大理新侨民们最朝笑的激情图景：他们之是以被大理诱骗，正是因为这里保留了“有别于城市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如节日、农事与慢节律；但当这种生活方式果然以低成果的面庞介入他们装修屋子的程度时，他们又坐窝祭出当代工业社会的尺度，以此审判土产货东谈主的“过期”，进而完成一次对于自己时髦等第与阶级优胜性的瞒哄证据。他们渴慕耗尽大理的情面味，却拒却支付情面社会所势必附带的时辰成本。

当代性的幸存者

为何《磨灭的地平线》中的康韦、沿着香蕉煎饼之路北上的背包客和新世纪的大理新侨民，都抛不下这种既要又要的矛盾心态？咱们必须将眼神投向三批外来者死后那幻化莫测的时间背景。名义上看，他们所处的经济周期截然有异：1933年的康韦身处大疏远与战前阴云的崩溃前夕；1990年代的背包客身处新目地主义狂飙突进的昌盛泡沫；而2010-2020年代的新侨民则身处经济高增长外传澌灭、社会竞争压力泄漏的内卷时间。

然而，这三种看似迥异的时间底色——崩溃、虚无与内卷，在社会激情层面却指向了团结个内核：当代性对个体精神的系统性挤压。正是这种挤压，催生了一种具有高度跨代共性的阶级属性。无论是康韦、嬉皮士如故数字游民，他们都并非被时间车轮澈底碾碎的受害者，乐鱼体育官网而是领有文化本钱或经济本钱的“当代性幸存者”。

这种幸存者的稀罕身份，决定了他们对双重本真性的持着并非贪心，而是一种守护精神与身材双重存活的刚需。悲凉的欢跃，允许幸存者们通过凝视一个“不像当代社会”的场所，来在精神上证据我方依然生效逃离了那座令东谈主窒息的系统；但屋内的钢琴和咖啡，才是自高身材惯习的锚点，亦然分辨幸存者与受害者的独一壁垒。康韦无法剥离英国闻东谈主的习性，若是莫得中央供和善三角钢琴，隐居便成了放逐；背包客无法哑忍确凿麻烦带来的匮乏，香蕉煎饼与披萨是他们行动西方东谈主的安全底线；数字游民珍重阶级地位的跌落，高速WiFi和手冲咖啡解释他们依然在主流社会中占有一隅之地。他们必须将当代性移植至此，因为只消领有这些当代设施，他们才能证据自己的幸藏身份，体面地与确凿的边缘群体——那些被动生活在空乏中确当地东谈主——划清边界。

这种最先世纪的幸存者身份，不仅决定了他们的激情结构，更深入地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基础。毕竟，屋内的钢琴需要立志的购买和调度成本。当咱们追问这些逃离者的经济来源时，会发现一幅高度相似的图景：无论是1990年代的背包客，如故2020年代的数字游民，他们在大理的优渥生活，实质上都建立在一种轮廓的“时空套利”之上。

背包客们的目田，频频源自一种延伸的支付。他们在西方的高强度膂力就业市集（如餐厅、农场）赚取好意思元或英镑，随后诳骗巨大的汇率势能，降维进入东南亚或中国边域渡过间隔年（Gap Year）。他们宣称来此是为了践行自发的简朴，但这种简朴实质上是一种特权性的麻烦，因为他们领有随时收场麻烦的能力。

而大理的新侨民们，则将这种套利升级为即时的收割。新中产们通过置换一线城市的立志房产，在大理赢得了数倍的空间溢价；数字游民则诳骗云办公和线上交游系统割断了地舆放纵，肉身镶嵌在大理低价的田园中，坐褥和投资关系却维系在一线城市和云霄。

于是，咱们看到了一幅充满悖论的现象：这些逃离者恰正是诳骗了他们所厌恶的阿谁雄伟系统的红利，如强势货币、轨制性钞票与数字基建，才购买到了在大理“造反系统”的阅历。

同质化的乌托邦

这种对系统的依赖，不仅体当今经济账本上，更浸透进了他们对悲凉的探索方式中。诺塔尔发现，来到大理的背包客虽以冒险者自居，但他们的踪迹却从未确凿踏入未知的荒漠，而是亦步亦趋地踩在《伶仃星球》端正的安全旅途上。他们不错对邻近棋布星罗的无名庙宇闭明塞聪，却一定要去“考据”指南书中秀气过的景点。与其说是探索，这倒更像是一场胶柱鼓瑟的打卡。

这种考据的实质，是对曩昔西方探险家的一种幼稚效法，亦然对殖民遗产的一种无理会经受。回望19世纪末，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和金敦·沃德（Frank Kingdon-Ward）等探险家最初踏入这片横断山脉时，他们并无指南可依，只可我方用标本夹和日志本，为后东谈主撰写指南。他们的探索受一种冷峻的“求真意志”驱动，旨在确立对粗暴、生分的边缘的常识主权；而非像自后的背包客那般，将匮乏的自我投射于编造的“远处”，寻求一种带有自恋颜色的精神推拿。

天然，这种科学西席背后藏着深入的殖民主义逻辑。探险家们死力于追求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言的“可读性”（Legibility）——通过收罗、分类、测绘，将底本迷糊、流动的在地常识，强行纳入西方当代科学的分类体系。当他们用拉丁文从头定名那些早已领有白族或纳西语名字的花卉时，他们亦然在宣告：边缘之地不再领有自我解释的权利，它必须通过西方的定名才能被世界看见。

正是探险家留住的舆图，成为了后世背包客们进入边缘的入场券。反讽的是，背包客们自以为在造反西方的工业时髦、寻找东方的精神净土，其所谓的越轨实施却一碗水端山地落在西方探险家为帝国画图的舆图之上。探险家用测量和定名界说了他乡，背包客们只是在温和地耗尽这种被西方常识编码过的他乡。

相似的逻辑，如今也在那些奔赴大理的幸存者身上重现。只不外他们手中捧着的，不再是代表精英凝视的《伶仃星球》，而是抖音、小红书这类束缚复制讲求生活模板的支吾平台。他们宣称要寻找小众与野性，但如故在算法的会剿中，被导航到了团结家领有出片机位的咖啡厅里。

这揭示了幸存者的另一个窘态真相：他们渴慕当代性的舒坦（钢琴、WiFi），也无法开脱当代性的导航。他们所体验的大理，是一个经过指南书剪辑和支吾媒体算法经心筛选过的过滤版大理。他们以体验种种性为初志，却因对详情味的依赖，最终堕入了另一种深层的同质化。

当层见迭出个渴慕私有的幸存者，带着雷同的当代性生活方式涌入团结个边缘市镇时，地域的同质性便不可幸免地发生。早在1990年代，大理一家热点背包客咖啡馆的主义者Frank——一位有利给我方取了西法名字以给与买卖的土产货回族后生——就曾向东谈主类学家诺塔尔发出过咨嗟：“他们正在把中国变得跟好意思国一样，又把好意思国变得跟纽约一样。”

这句谶语在二十年后得到了更具象的考据。2010年代移居大理的作者许崧见证了这一进程：跟着各人旅游波浪的呼啸而至，古城铺面的房钱在四年间翻了近十倍。他感叹谈：“洋东谈主街名气大了，旅客越来越多，群众就把土地让给旅客了……房租起来就不行了，每天一睁眼就欠着房主钱，只好所有卖什么东西好挣钱，种种性就灭失了。这亦然为什么世界的旅客街售卖的东西都差未几的启事吧。”

古城中那条著名的洋东谈主街呈现出一种暴戾的辩证法：最先，那些零碎冒出的咖啡馆与酒吧，确乎是为古城注入异质活力的种种性飞地；但从全球视线来看，这恰正是大理私有性的消磨之始——它运行变得与东南亚的背包客圣地，乃至西方世界的耗尽景不雅高度同构。这即是大理所经历的第一重同质化。

跟着高铁绽开与旅游宣传，海量的旅客与本钱涌入大理，进一步推高了地租，洋东谈主街乃至扫数大理古城便跌入了第二重同质化的山地：这一次，它们不再只是是像曼谷考山路那样与西方同质，而是变得与中国任何一座城市的尺度旅客街面庞重迭。此时，追求生活方式的新侨民与数字游民，反而成为了被高房租和喧嚣结果的受害者。

面临这滔滔而来的闲居化波浪，厌恶喧嚣的幸存者们被动开启了一场暴戾的空间起劲。他们从洋东谈主街裁撤至东谈主民路，进而裁撤至古城以外的才村、龙龛、喜洲等白族墟落。然而，这种裁撤却在有时中激勉了第三重同质化——乡村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数字游民们向墟落中搬运了宏构咖啡、分享办公等种种当代性生活景不雅，在推高屋基地房钱的同期，也熨平了底本繁芜多态的乡村生活。

这股同质化的波浪抹平了地舆的相反，消解了逃离的兴致，甚而让身处其中的东谈主叛变了我方的初志。建筑师赵扬曾在大理见证过一个乌托邦愿景的幻灭：2011年，单亲姆妈陈蓉为开脱北京那种“只可在奋斗中寻找存在感”的生活，带着男儿迁居双廊，委派赵扬沟通一座面向洱海、氛围闲适的家。然而不到一年，在本钱力量的席卷下，也曾宁静的双廊渔村速即酿成一派充斥着庞杂密集的海景东谈主皮客栈的喧闹工地。双廊躁动的氛围让陈蓉抛弃了长居念思，决定趁势进入这场本钱游戏。她诱惑沟通团队将底本的家切割成追求坪效的东谈主皮客栈房间，又在工程中后期持意加码楼层和宏构化客房，最终与沟通团队不欢而散。陈蓉来到大理原是为了寻找目田，却没预见熟谙的都市竞速错愕也波及至此，最终让我方变回了也曾最思逃离的形势。

这场同质化的波浪远未留步。每当一座边缘小城因过度拥堵而失去了乌托邦的滤镜，当代化的幸存者们便会再次出逃，奔向下一个能彰显冒险者身份的坐标。1995年，一位为服务西方旅客而取名Mary的藏族导游便识破了这种彭胀的实质。她以为大理被东谈主潮抛弃只是一个开首，雷同的毁灭逻辑随后将推向丽江，并最终在更深处的中甸（后改名为香格里拉）演出。

这粗略就是边缘乌托邦的宿命：逃离者们所尝试逃离的事物——那种全面铺伸开的当代性窒息感——反而经由他们的逃离阶梯，悖论性地在底本边缘的旯旮蔓延开来。他们渴慕拥抱边缘的悲凉，却把悲凉酿成了他们刚刚逃离的那座城市。

结语

大理，也许并非一座乌托邦，而只是一面照射了中心空想的镜子：一百多年前，探险家们在此投射出帝国的常识权谋；大疏远时期，詹姆斯·希尔顿在幻象中照射出西方时髦对末日的集体珍重。八十年代以来，打扮成反叛者格局的背包客与逃离大城市的大理新侨民们，则从中照射出我方那身未尝脱下的城市皮囊，照射出当代性幸存者的特权与空想。

从这个兴致上说，咱们在大理书写的，不是对于反叛的故事，而是对于窘境的故事。它揭示了当代东谈主无处可逃的宿命：只消咱们依然无法割舍对当代性特权的依赖，那么无论逃到哪个边缘的旯旮，咱们最终建造出来的，都只但是另一座更细密、更拥堵的北京或纽约。咱们在苍山洱海间尝试寻找某种前当代的田园山歌，却最终撞进了我方那无处安放的错愕倒影。

参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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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湃新闻. (2017年4月13日). 特稿｜洱海整顿再引“逃离大理”话题，这些假寓者何如看. 彭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60089

后生志Youthology. (2021年8月27日). 大理新侨民的四十年. 微信公众平台. https://mp.weixin.qq.com/s/STsCAO1JTCZYODcIqgeDuA

后生志Youthology. (2021年10月11日). 我在大理种地卖菜，感受更接近生活实质的生活. 微信公众平台. https://mp.weixin.qq.com/s/RhI7QEMLpHtScx8PYW3wFA

Scott， J. C. (2020).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Yale University Press.

詹姆斯·希尔顿. (2015). 磨灭的地平线(陶曚， 译). 浙江文艺出书社.

赵扬. (2020). 造一所不造反生活的屋子. 北京都集出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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